五十年前，一座西北地区最大的医院在西安南郊的一片农田里建成。医院第一代医务人员中，有一位身材矮小、面目清癯的三十多岁的妇产科医生，她就是中国第一代医学女博士、我的母亲王秉正。

       

      那时，从市中心到医院显得非常遥远。唯一的三路公共汽车，起点钟楼，终点小寨，从小寨到医院是一条土路，沿途荒芜的农田里杂草丛生，不时地窜出一只野兔或蛇。医院里，蛐蛐、蝈蝈随处可见，经常爬到家里、病房，甚至手术室里。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离开城里的家，离开了丈夫、离开八十多岁的公公和最大只有九岁的四个孩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医院的创建中。
      那时，母亲经常两周回家一趟。1958年，母亲去陕北黄龙研治克山病，这一去就是一年。回到家，最小的孩子快不认识她了。
      1959年，我们家从城里搬到医院，母亲仍夜以继日忙碌在病房。家里四个孩子的衣食上学，靠他们自己大帮小，吃饭靠食堂，很少有时间照料。
      我们已经习惯了，母亲对病人的负责和关心。贫困农村妇女住院期间有困难，母亲悄悄拿出钱给她们。在家里，母亲很少下厨房。手术后病人吃不下饭，母亲会亲自做好荷包蛋、面条送进病房，使得我们几个孩子很妒嫉那些病人。对产妇，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实施剖腹生产。母亲曾经为一个难产病人守候通宵，每过几分钟检查一次，尽力使产妇自然生产。
      我们已经习惯了，午饭经常是热了好几遍的，午后两三点，甚至四五点，手术后的母亲才回到家中。四五个、最多时六七个小时的手术下来，母亲累的话都不想说，勉强地说“我歇一歇”，就躺在床上。端来的午饭又得再热。80年代后期，母亲高兴地告诉我们，医院有了新规定，手术超过四个小时可以补充一碗牛奶。
      我们已经习惯了，半夜里传达室“咚咚”的敲窗声和“王主任，产房叫”、“王主任，有急诊”的喊叫声（那时，医院的家属院仅有后门传达室一部电话）。这时的母亲总是应声而起，匆匆穿衣，赶往病房。新生命的降临似乎总是选择在半夜和凌晨。经常是母亲半夜归来，刚刚入睡，“咚咚”的敲窗声又响了起来，深夜里，那声音显得格外怵人。
      父亲当时任市中心医院院长，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在家的一天里，也不时地遇到母亲白天晚上去病房，次数多了，父亲心疼母亲：不是有值班大夫？有二线大夫么？怎么一有事都叫你？这时的母亲总能拿出“病人大出血、休克”等理由来回答，听到这，父亲马上消气了，话题立刻转到了对那位病人的诊断处理上。   文革时难忘的一幕：1967年，母亲被揪出来，多次被挂牌、批斗，她不能给病人看病，拿起扫帚、拖把，打扫病房卫生。按当时规定，母亲上班必须挂着写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的牌子。上下班路上，母亲低着头，双手扶着牌子，贴着边沿走。回到家，关好门，才敢把牌子摘下来。怕孩子们看见，悄悄地把牌子放在床底下，然后坐下，长长地出一口气。
      母亲不是一个很坚强、洒脱的人。文革那地狱般的经历像梦魇一样跟定了母亲，使她难以摆脱。几年前，母亲患脑萎缩，思维出现障碍。一年多时间里，母亲多次惊恐地对哥哥和我说：有人要整我。我们一再解释，您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与世无争，您是好人，不会有人整您的。母亲半信半疑的。
      最使我们难忘的，是母亲从医一生中多次的下乡。
      上个世纪的50—70年代，巡回医疗、教学实习、科研实践、对口支援，几乎每隔一两年，母亲就要下一次乡。每次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关中的大部分县和陕南、陕北的不少地方，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母亲曾多次到陕北的黄龙、宜川、延安等地，进行巡回医疗，帮助和指导农村基层医院诊断治疗妇产科常见和多发病，救治克山病的孕产妇。经常是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过度的劳累加之营养不良，使母亲也得了克山病。但她仍带病工作，春节也顾不上回家。
      为了农村妇女病普查，母亲数次深入到秦巴山区的略阳、勉县、岚皋、安康，在农村的陋室里进行手术，仅在岚皋县的38天里，母亲做的妇科手术就有70多例，挽救了不少重危病人。
      文革期间，母亲多次被“下放”到宝鸡、永寿等山区，一去就是大半年。回到家里的母亲又黑又瘦，向我们讲述着农村的艰苦、农民的朴实和真诚。还说到，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和白面，自己患了严重的便秘，常常几天便不下来，痛苦不堪。
      每天百忙之余，挤出时间编写教材、论文和画教学挂图。1987年她主编的《妇女保健学》，共66万字，插图150余幅，在这一领域中为国内少有的著作，为全省培养高级妇女保健专业的第一教材。撰写的《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集几十年中西医结合在妇产科学领域中大量经验体会的积累，在同类专题中堪称一枝独秀。还有《妇产科教学病案》、《人口概论》及译著《变态反应的原理与实践》、《性咨询》等等著作，付出了她大量的心血与精力。
      文革后期，从七十年代末起，她主持的妇产科在每年的全省医院医疗质量大检查中，
连续十余年名列第一。
      如今母亲去世了，我想起了母亲，也想起了与母亲同时代的前辈们。他们在医学领域各有专长，个性差异，时代也不可避免地带给了他们某些局限性。但他们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忠实信奉者，做到了誓言规定的“一生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在他们心中，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相信，在他们从医生涯中，没有接受过一个红包。
      在中国古代，教师和医生从来就是两个离政治最远、最受尊崇、也最干净的职业。教师与“天、地、君、臣”并列，医生与朝臣相衡，或为“良臣”，或为“良医”。在两千多年里的人们心中，教师和医生，已经成了人道、博爱、圣洁、天使的代名词。这也是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生生而不息的最可宝贵的一脉。
      在人们把“眼镜蛇”、“白狼”的恶意加在教师和医生身上的今天，我们在谴责社会腐败、社会机制有缺陷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多看一眼老一辈医生已经逝去的身影呢？我坚信，老一辈医生的精神永远不会逝去。
      我思念你，母亲。
      我呼唤你，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