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祖籍台湾，生于上海。名门闺秀的她，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独立、拼搏、奋斗的自强之路：可以报考上海的众多大学，却全部志愿都填外地院校；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却三次向校方打报告，要求去大西北；可以有机会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工作，却愿意与轻工业、食品工业结一生之缘。她就是曾任陕西省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省长、国家部委第一位党外女性副部长，现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主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的潘蓓蕾。
在潘蓓蕾的简历中，似乎看到了她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又似乎看到了每一个脚印折射出的亮点。她一路走来，划出了一条光彩亮丽的人生轨迹。
当春乃发生
1960年，潘蓓蕾高中毕业，在高考志愿表上，她填的全部是上海以外的院校。她的想法很简单：离家太近，老想回家，读不好书；家里太宝贝了，不好。
酷热的夏季，在一天天的忐忑不安中，她终于等到了翘首以望的录取通知书，是北京轻工业学院发来的，被录取在发酵工学专业。北京，她向往，她喜欢，而“发酵工学”是怎么回事，她不明白；因为她没填这个专业，她填的是事后得知被取消了的仪表仪器专业。但，无论如何，在当年“唯成份论”的年代里，她亲眼目睹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同学的沮丧、无奈，今天，自己拿到录取通知书是何等的幸运！此时此刻，她忘记了自己曾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却在心头出现了“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意境。
事实上，她的确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在30年后的一次校友会上，北京轻院的老院长朱康道出当年真实的一幕：招生办主任向他请示，有一学生考分极高而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不知该取不该取？老院长调档详细查阅后，决然表示：这个学生我要！“这个学生”就是潘蓓蕾。就是这位早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爱才惜才的老院长铿锵有力的一句话，在瞬息之间决定了这个学生的命运，使她一生与食品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潘蓓蕾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是老牌“国光”口琴的创始人，是中国自己第一只口琴的制造者，学识渊博。她拿着录取通知书向父亲求解：何为“发酵”？父亲告诉她，发酵的过程是微生物来完成的，这是一门神奇的科学。同时，父亲又给她出了一道题：“你知道为什么牛吃的是草而长的是肉、挤的是奶吗？”她摇摇头。父亲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生化过程，你读了这个专业，就知道答案了。”就这样，怀着对未知世界的浓厚兴趣，她远离了温暖的家、疼爱她的父 母和亲人，只身登上北去的列车。
北京轻工业学院是当时中央为了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决定组建的，1958年正式成立。在中央、国务院“要什么人、给什么人”的强力支持下，学校的师资力量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精兵强将，十分雄厚。在北京轻工业学院四年的学习生活，潘蓓蕾如沐春风，她常说，这是她人生中的“黄金时代”。作为学习委员，她是微生物学的权威金培松、生物化学知名学者姚国雄的得意门生。毕业设计是“年产2000吨啤酒厂”，指导老师戴仁泽曾任青岛啤酒厂总工程师。四年里，她所有课程的考试几乎全为“优等”，这为她后来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毕业答辩，校方安排的是公开答辩，答辩一结束，应邀而来的北京啤酒厂厂长、啤酒专家齐志道就当即表示欢迎她去他的厂里工作。
到正式填工作去向的时候了，她的选择又一次出人意料。前几天，在工人体育馆，周总理勉励大学生的一句话反复回荡在她的耳边：“你们同龄人中只有1．3％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同时，一幅画面总是浮现在她眼前：曾经，她代表北京青少年去机场为外宾献花，在等候中，周总理亲切与她握手，并说：“感谢你，小同学，协助我们搞好外交工作”。她似乎比别人更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前辈的期望，这种期望在她身上产生一股力量，并化为一个决心———奔赴大西北，把学到的知识献给最需要的人们。令她欣慰和感动的是，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男友时，无须多语，他即表示：你先去，我随后也调去。志同道合的他俩，一年后，在西安终成眷属。
香自苦寒来
潘蓓蕾被分配在陕西省轻工业科学研究所食品发酵研究室，从1964年到1980年，搞了16年的食品科技的研究开发应用。这个研究所的工作方向是为当地经济服务。工作要求是应用科学技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科技为生产服务”是从领导到科技人员最常用的一句话。这种研究性质，决定了她和她的同事们一年中通常有3／4的时间下工厂。可谓巧合的是这种工作方式也解决了研究所同志们的住宿问题：每个人均无固定床位，谁当时的工作在所里，那只空床就归谁用；谁下厂了，谁就卷起自己的行李走。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那时的他们却是习以为常。直到好几年后，所里又盖了几间集体宿舍，才每人有了一张固定的床。即使有了固定的床，每年的利用率也依然只有四分之一。她的科研项目多与微生物相关，为了观察微生物的生长规律，节假日不回家是常有的事，而且经常是一下厂做试验就是一两个月。她在上海生第一个孩子，产后未满50天，还未及断奶，即因试验工作需要，将怀中孩子依依不舍地交给母亲，及时返回西安，第二天，就背着行李，一路辗转，来到试验所在地，立即投入工作。
她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她明白“若无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的道理。为了筛选出优良菌种，为了改进生产工艺，她与工人师傅一起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在40℃高温、从来没有女同志进入的制曲车间，连续半个月，每天都能见到她忙碌的脚步；在北风凛冽的冬夜，为了完整地记录微生物的变化，每隔两个小时，她都要打着手电，穿过空旷的厂区，走进培菌室；在盛夏酷暑里，在电炉的炙烤中，她获得了近万个糖化力测试数据……这样的事对她来说是如此平常，如此自然。而且，她测试数据的准确、可信常给她带来的是“能者多劳”。
在以节约粮食、提高出酒率为目的的一系列试验中，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筛选出了优良菌种UV－11，它不仅在全省酒厂推广、应用，还推广至外省，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当时酿酒行业的一大喜事。面对成绩，她很低调，一句淡淡的“鸟儿已经飞过，天空没有痕迹”；然而，业绩总归存在，名声自然远扬。
陕西秦岭野生资源极其丰富，其中，有一种名为薯芋的野生植物，既含淀粉，又含皂甙。淀粉可用来做酒精；皂甙则是激素类药的先体，当时，尚需从国外进口，且价格昂贵。1967年，陕西省科委作为重点科研项目，下达任务，由省轻工所和科学院西北植物所共同承担，潘蓓蕾负责方案制定。其工艺路线包括两方面：酒精发酵、皂素提取。她承担了皂素提取及化学成分测定。因是新的领域，她查阅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文献资料。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无数次的试验，终于找到提取皂素的最佳工艺路线，皂素的纯度也达到了国外水平。陕西省的一个化工厂，专门转产用此科研成果生产皂素，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潘蓓蕾说，这项试验能坚持到成功，极其不易。遇到的技术难题不足为奇，而真正的不易是来自于：时处1967～1969年那个非常时期，随时会使科研项目中途夭折。1967年夏天，正当方案已经制订，试验正全面开展的时候，她因海外关系这根导火线，被一些不搞科研而以造反为主业的人关进“牛棚”，历时半年。尽管抱着“留心处处是学问”的她，在这半年中跟着真正无产阶级的好心工人师傅学会了木工、瓦工、烧锅炉，但尽早回去搞科研，是她真正所思所想的。她又一次在不幸中遇到了大幸，父亲对她的教诲应验了：“知识，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会有用的”。与她长期合作的西北植物所的一位主持本项目的研究员向省轻工所提出：现在试验“卡壳”了，有一项微生物育种、筛选工作，非潘蓓蕾莫属，且时间不宜耽误。于是她作为“可教育的子女”离开牛棚，重又投入到她热爱的科研项目中去。
1978年，冬去春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她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不仅十多年来的辛勤耕耘有了收获，而且，此后的她，潜在的才能得到了更大、更新的发挥。她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轻工业部科技进步奖、科学院科技进步奖，并多次获得陕西省科技成果奖。她还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对调整我省食品工业之设想”、“发展低度酒、利国又利民”、“国内外发酵工业之发展趋势”、“亮氨酸对乳酸短杆菌生物合成赖氨酸的作用”等学术论文20余篇，编译了“发酵食品之未来”，“用纤维素酶处理城市垃圾”等大量国外文献，并撰写了“探索中的食物来源——单细胞蛋白”、“造福于人类的微生物”、“大豆的营养价值”等科普文章。
在她干部登记表的“受过何种奖励”一栏中，被密密麻麻的奖项填满了。
1980年，组织上找她谈话，为了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为了培养后备干部，要在“文革”前毕业的、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中推荐优秀者，报考西安交大管理工程系研究班，学制两年，全脱产，毕业后，获第二学位。此时，丈夫正在出国预备班学习，儿子上中学，女儿上小学，她自己的年龄也三十八九岁了。于是，通过一次“饭桌会议”一致做出了“同意报考”的决定，并重新进行了一家四口的家庭分工。这次考试，以“入学门槛高”著称的西安交大，将“高等数学”作为必考科目。经过严格的考试后，120名被推荐报考者中，被精选出42名录取者，其中女性5名，潘蓓蕾是其中之一。
整整两年的以国外现代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学习中，许多课程是第一次接触，如：计算机、概率论、数理统计、信息工程、行为科学、市场学、工业会计等。她坐在课堂上，如一块海绵，在更为广阔的知识海洋中吸取、再吸取。她又担任了两门课代表：高级英语、行为科学。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她身影匆匆，但很有节奏，忙而不乱，甚至还参加了一周三个晚上的日语选修课。她和丈夫共同的老朋友对他们说：“真奇怪，一家四口都在上学，还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你们可要介绍介绍经验。”丈夫说：“我们全家就像一个足球队，要想取胜，重在配合”。1982年，她又一次毕业了，两年中，十几门课的考试成绩皆在90分以上，获得管理工程学学士学位。西安交大决定在毕业生中留校一名，她是惟一的被提名者。征求她的意见时，她表示：“感谢学校厚爱，自己又喜欢在大学任教，一切得听从组织安排”。但校方和省上交换意见的结果是：“组织上将安排在政府部门工作”。几个回合，校方无奈，只得放弃。她被调入省轻工业厅科技处工作。从此，潘蓓蕾进入了生命的新的里程，走上了从政之路。
品高声自远
她的丰厚知识在新的岗位上运用自如，并且开拓了新的视野，在实践中又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如负责全省的轻工业科技情报工作，并被推选为陕西省食品发酵学会理事长。她撰写了大量论文，针对当时现状和存在问题，不断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如“发展食品包装，促进食品工业发展”、“依靠技术进步，积极开发轻工新产品”、“迎接新技术革命，改造传统工业”等等，她还主持了陕西省卷烟、酿酒等行业的技术政策的制订，并按省领导指名要求，完成了食品工业、钟表工业、缝纫机工业，自行车工业、乳品工业等行业的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报告。她做的一切，为陕西省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科技处3年的出色工作，她赢得了上下一致好评。1985年，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省委决定，任命潘蓓蕾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
走上领导岗位的她，给自己的定位是：“领导就是服务”。在厅里，她主管全省轻工业的生产，供销、科技、教育。她的管理才能得到充分施展，蕴藏已久的想法得到了实践。她抓了三项大事：一是，针对当时陕西省轻工产品质量低、次，召开了“全省轻工业质量工作会议”，对优质产品合格率提出明确要求，并组织厂长学习班，亲自讲授“全面质量管理（TQC）”。二是，在主管生产过程中，发现对企业考核的指标中有“产量”“产值”而无“利润”这一项，她决定增加对“利润”的考核。虽然，这有违当时全国统一的考核办法，她还是坚定地这样做了，她在大会上对全体厂长说：“产量再高，产值再多，东西卖不出去，没有利润，有什么用？”与此同时，她还抓了构成主要成本的原材料的消耗，此举，对全省轻工企业的扭亏增盈起到显著效果。三是，为了改变轻工行业小而散的现状，她率先提出了加强经济联合，加速生产发展的工作思路。同在一个县里的国家名酒西凤酒厂和凤翔县酒厂，生产工艺相同，产品种类相同，只是由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财政利益不同，而独闯天下，甚至互相诋毁。为了发挥联合优势，进一步提高西凤酒的品牌效应，她不辞辛苦，三下宝鸡，上下沟通，晓之以理，终于使这两个厂走上了联合之路，并且由于“和气生财”而皆大欢喜。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这种不同隶属关系的紧密联合尚不多见。
在四年多的副厅长岗位上，潘蓓蕾的业绩突出，群众基础深厚。1988年，陕西省委围绕选拔副省级领导，先后召开了两次副厅级以上的干部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进行推荐，两次推荐结果，她的得票均遥遥领先，名居榜首。1989年4月，在陕西省七届二次人代会上，潘蓓蕾在差额选举中，以接近全票的票数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在13个封建王朝建都之地，出现了第一位女性副省长。她主管全省的科技、卫生、体育、侨务、宗教、计划生育、地震黄土滑坡等多项工作。在这不平常的两年中，她的现场处理事务的经验得到了极大的积累；她的务实、亲民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给当地人民和共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群众对她的评价是：说话实在，做人实在，办事实在。尤其她的“不端官架子”是最让群众喜欢的。
1990年9月，当亚运会的火炬通过潘蓓蕾的手传至下一个省份后，她在陕西省的使命也将告一段落，中央调她出任轻工业部副部长。11月19日，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西安机场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这天，她将离陕赴京，就任新职。在欢送的人群中，有省里的领导，有她的同学、同事、朋友，还有闻讯而来的普通百姓。望着如潮的人流，机场负责人感慨地说：“这么多人送别的场面实在少见，实在令人感动”。
时隔30个春秋，潘蓓蕾又回到了她起飞的地方。她的头上是一片更加广阔的天空。专业知识、现代管理知识以及不断留心吸取的相关知识，使她在新的岗位举重若轻。1990年至今的13年中，她主管过科技、教育、国际合作、规划等综合性工作和食品、造纸、皮革、塑料等行业的管理工作。
食品工业是轻工业的一个重要行业，也是潘蓓蕾的人生旅途中从未离开过的重要事业。
她对中国食品工业的发展，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依靠科技创新，改造传统食品工业，建立现代食品工业。她认为，进入21世纪后，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源泉。中国食品工业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可持续发展、要在国际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技术创新。除此，别无它途。
对于中国食品工业的发展，她总是从全球的视角、前瞻的认识来思考，并引导食品行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90年代初，中国饮料工业还处于步履蹒跚中，技术原始，设备落后，产品单调，且卫生质量难以保证。潘蓓蕾主管食品工业后，遇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可口可乐与中国的合作问题。实际上，这项工作早从80年代后期就上下多次研究，只是为了保护中国民族饮料不被世界名牌挤垮，而一直处于争议中。一些好心的知情者劝她：此事责任重大，并非非办不可，千万别碰为好，以免引火烧身。她对此事进行详细的调研，进行了冷静、认真的思考，并权衡了两个利弊：对饮料工业发展的利弊和对自己事业乃至政治生命的利弊，思考的结果是：积极的保护，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资金，定会产生活力，使其生；消极的保护，维持现状，任其不健康地存在只会促其死。为了检验自己的想法是否符合行业需要，她又进一步作了调研，其结果是，大多数企业希望与可口可乐合作。这更坚定了她跨出重要一步的决心。至于对自己的利弊，已置之度外。1993年她终于代表轻工业部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而其中的条文也充分体现了对中国民族饮料工业的保护。第二年与百事可乐签署了同样内容的“合作备忘录”。
从此，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掀开了中国饮料之路新的篇章。十年后，“集中制剂、分散灌装”已是饮料生产的常用模式，中国饮料行业的整体水平极大提升，一批知名品牌脱颖而出，中国也有了自己的“非常可乐”。中国饮料工业成为中国加入WTO后，最有信心参与国际竞争的轻工行业之一。而同时，美国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投资也得到了相应回报，潘蓓蕾在签署备忘录那天的题词“真诚合作，共同发展”，得到实现。
当年决策的结果让潘蓓蕾感到由衷的欣慰，她感到冒这个险是值得的。应该说，这种大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一种超然于万物之上的豁达。
食品工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有几个重要问题一直在她脑中盘旋。
品牌问题。她认为一个品牌是一个产品的生命力的表现。它不是靠主观意志保护出来的，而是在客观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蒙牛、伊利、椰树牌椰汁、娃哈哈、汇源就是成功之例。她希望中国的食品企业能创出更多让消费者购买时直呼其名的品牌。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潘蓓蕾较早就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她在2000年一篇文章中写道：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应包容多种所有制共存。她说，食品本身就是一个多品种、多样化、多种风味、需要有特色的产品，这个行业需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论是工、农、商、学、军；无论是国有、集体、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谁加盟食品工业，从总体上说都会有利于管理模式的创新、观念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在她任理事长的中国食品科技学会中，就包含来自各隶属关系的、多所有制单位的食品科技工作者，她的“有容乃大”的理念已是学会所有同志之共识。
“三农”问题。长期在地方工作，又长期从事食品工业的潘蓓蕾，十分拥护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发展食品工业来推动农业产业化是她的最大愿望。她在多种场合表示：食品工业有责任，为“三农”作出贡献。在四部委主办的农产品深加工的高层论坛上，她就此作了明确而深刻的阐述。
她现在更多考虑的是，中国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首先是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为此，除了多次主持召开研讨会外，还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以“安全”为主题的提案。作为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她正在抓紧做与国际接轨的食品标准修订工作。
面对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加工产值是农业产值的三倍以上，而中国还不到80％；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程度在90％以上，而中国还不到30％，潘蓓蕾深感触动，在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食品工业是一个资源极为丰富的行业，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食品工业的一个永远做不完的课题。凡可食之物皆为资源，不仅要拓宽其广度，还要开发其深度。她还提出：用创新的观念，前瞻的意识，洞察市场需求，充分运用信息，在自然界探索可食之物，用高、新技术获取其精华，满足各类人群健康之需求。
潘蓓蕾从事食品工业40年来，她的名字也已为国际食品界所熟悉。人们敬佩她，不只是因为她是一名高官，更是由于她的才华、作风和魄力。
她在国际性组织中的身份有：国际乳品联合会（IDF）中国委员会主席；国际食品科学技术联盟（IUFoST）中国总部主席；国际食品工业协会（港澳地区）名誉顾问。
以她为主席的2006年世界乳业大会也已经国务院批准，通过竞标申办成功，这是有百年历史的IDF第一次在亚洲地区召开的世界乳业大会。
潘蓓蕾在轻工部主管食品的十几年间，也是中国食品工业腾飞的时期。为此她由衷地感到幸福。为什么用到“幸福”两个字？她说，一个人能够学以致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去成就自己的梦想是幸福的。与所钟爱的食品工业同行，她攀登到了事业的高峰，成为一名在中国食品工业发展史上写就重要一页的领导者。“民以食为天”，她为自己能为这个天大的事业奋斗一生更感到幸运。一位充满智慧、才情的女性，以她阳光般的性格和敏锐的视角传递着对事业的执著，诠释着对生命的理解---事业为天，追求无限。
补记：潘蓓蕾凡事都有自己的思考。在国家机构的每一次改革中，都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找她谈话，希望她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工作。她婉言谢绝了；而在江南大学聘请她为国家重点学科食品科学、发酵工程的博导、天津科技大学聘请她为客座教授时，她却欣然应允了。她要做食品工业这个永远做不完的课题。
潘蓓蕾档案：高山族。台北人，生于上海。１９６４年北京轻工业学院毕业后，任陕西省轻工业研究所技术员、工程师。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在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工程研究班学习。１９８２年任陕西省轻工业厅工程师。１９８５年任陕西省轻工业厅副厅长，１９８７年评为高级工程师。１９８９年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１９９０年任轻工业部副部长。１９９３年后任中国轻工业协会副会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造纸学会理事长，中国饮料协会名誉会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轻工业局副局长。１９８３年参加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